早在2014年，《欧洲美国研究杂志》刊文分析了当时在美国盛行的“气候变化否定论”（the ideology of climate change denial），这一论调在2016年变为现实，特朗普以实际行动表达了退出 《巴黎协定》的意愿。退出《巴黎协定》不仅意味着美国放弃奥巴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，也使得美国“2025年前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26%-28%”这一目前唯一的减排法律目标失效。
除去《巴黎协定》，美国便再无法律层面的强制减排义务，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仅剩促进新能源和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的法律框架：1963年《清洁空气法案》规定美国核能税收优惠、新能源产品信托扩张以及相关科技创新的专用贷款等措施；2005年《 能源政策法案》进一步规定了税收优惠和贷款；2007年的《 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》合法化了一系列扩张新能源产品的措施，减少了美国对石油的依赖，同时设立了新能源产品的标准；2008年的《食品、保护和能源法案》扩张了美国生物能源项目的贷款总额；2009年的《 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》 投资了一揽子现有的和将设的新能源与能源效率的项目，提升新能源的保险额度；2016年的《电力非洲法案》规定了让至少5000万非洲人民使用电能的目标。此外，还有总统行政令13423号、13514号和13653号，2015年 《清洁能源计划》等行政命令。可见，美国的各项法案集中性运用了经济手段。退出《巴黎协定》后，《纽约法律》杂志兴奋地宣布，2018年的可持续发展相关产品的贷款已达到247亿美元，这一市场在可预见的未来仍能获得可观的增长。
事实上，美国学者摒弃专门的法律视角、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传统由来已久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沙普罗环境法教授安·卡尔森（ann e. carlson）撰文分析总统在气候变化中所起到的作用时，采取了政治分析的方法；弗吉尼亚大学布莱恩·菲利普斯杰出教授乔纳森·卡农（jonathan z. cannon）致力于对当地的环境保护文化价值进行追踪，并将其运用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例分析之中。杜克大学的杰迪戴亚·普迪（jedediah purdy）教授直言不讳地指出，环境法学研究仅仅注重刺激经济是不够的，而“环保价值”又过于弱势、模棱两可。
由此可见，气候变化问题解决模式背后是环境法研究范式的改变和法律体系的“结构性”变化。根据佛罗里达州大学鲁尔（j.b. ruhl）教授的总结，环境法有10个变化趋势：1.从强调预防到自然资源保护性转化政策的变动；2.涉及主要自然资源的财产权属和责任规则迅速革新；3.水法、土地使用法、环境法的加速合并；4.气候变化政策的人权维护得以纳入；5.灾难、风险避免和回应成为政策优先适用的对象；6.频繁地在各个维度的重新配置；7.运用预测方法；8.更加多样化和灵活的监管工具；9.增加了对类型化监管网络的依赖；10.强调调解的使用。
可见，我们不能简单看待美国退出《巴黎协定》，目前来看需要解决的问题有：一是如何看待多种方法在环境法领域研究的现象，尤其是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政治博弈的对象之后；二是美国事实上选择了另一条非强制法律义务的道路后，中国如何应对以及调整中国的环境法。
■赵若汀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2018级博士研究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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